一窺開放資料在芬蘭
離開台灣前最後的作品是 Linked data 與 open data，不是有甚麼名氣的作品但還是得罪了人。並非單純遣詞用字失當，而是立場鮮明，顯然讓當初襄助的前輩頗為失望。為昔日同袍抱屈之心可以理解，然正是因為知道這些人投入的心血，纔讓人想為這群無力可回天的小兵說些話。
憑藉地利之便，參加今日在本城舉辦的 MindTrek 研討會，聽了 Open Data 講座，見到從首都搬來的芬蘭開放資料社群，也得知剛錯過上個月在首都舉辦的Open Knowledge Festival（簡稱 OKFestival）。這是以 open data 與 open knowledge 為主要議題的國際研討會，講者陣容堅強，贊助來自於各科技業者與芬蘭兩大媒體（國家公共電台 Yle 與赫爾辛基日報）。
主持人 Petri Kola 介紹，芬蘭政府相當重視開放資料，而主要推手是芬蘭法務部長。歐盟於 2011 年制定其開放資料政策與策略後，陸續也提出衡量標準，並且將一國開放資料程度視為衡量該國政治透明度的指標。芬蘭的積極目標，是要在明年就達到歐盟的開放資料標準。會後與 Kola 多聊了些在公部門提倡開放資料的經驗，他對於我講到幾個台灣的案例不太能夠理解。
講者 Matthias Wevelsiep 則是用 KONY 2012 與 Youtube 上幾則超高點閱率的內容為例，提出他認為 open data 可以協助閱聽人不受限於政府（與大眾媒體）細緻設計的內容，有機會看到檯面下的目的。我可以理解他要傳達的想法，但是在有限的 30 分鐘內，他也沒機會提出實作方法。
來自 IBM 的 Ville Peltola，則從商業角度為推動 open data 做出簡明扼要的說帖：「資料的效益會因分享而增加。」基本經濟法則是「資源有限、慾望無窮」，商場上不太可能分享原料，反而多是競爭原料，但是資料作為原料的特性卻剛好相反。秉持一貫的機車個性，我問了開放資料的安全性問題，這樣的問題永遠不會有絕對的答案，但說帖總是要準備的。Peltola 很直接說，他的處理方式是不談，因為一提就會給人負面印象。基本上開放資料的本意與安全無涉（這裡的安全是指與資料相關主體，也就是人的隱私安全），開放資料是以與個人敏感資料無涉、甚至與個人無關的客觀性資料（如空氣品質監測資料、道路車流量）開始。至少這是我的想法，尤其是從公部門角度來看，然而 IBM 作為商業公司，其對象多是私人企業，不講或許正是商業上的處理之道。
赫爾辛基日報（Helsinki Sanomat）「資料新聞學（data journalism）」部門負責人 Esa Mäkinen， 則介紹了他的團隊（加上他其實祇有兩個人）的工作，以及成立近兩年來，他們摸索出來的工作與商業模式。Mäkinen 講到，傳統新聞的成品是報導，而 data journalism 的成品則是（網頁）應用程式。他把工作分成兩部份：資料與程式/視覺化。資料部份又分成資料取得、整理、分析三個步驟，之後與美術合作，將資料視覺化並且作成網頁應用程式，讓記者可以搭配報導使用。對他來說，data journalism 需要記者、美術、程式人員三者合作。
我特別問了 Mäkinen，他的計畫當初怎麼得到報紙主管的同意，得到很有趣的回答。他說他祇是對 data journalism 有興趣，自己會寫程式，加上工作上有多的時間，沒有特別規劃，跟主管一提就得到許可了。簡言之，赫爾辛基日報並沒有為了導入 data journalism 多聘人或訓練人，祇是現有的資源去做事而已。
簡短的聊天總該有個簡短的結論，對於開放資料，資料擁有者的態度決定政策，資料處理者的實力決定作法。
